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，即重视文教，广设学校，使明代的教学设施质量和数量皆超过前朝。

教育普及之下，人民的文化水准提高，识字者日渐众多，加上洪武元年朱元璋废除书籍税，以及明代出版政策宽松，刻书不需事先审查，皆可私刻，且刻书的经费非常便宜，促进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。

清代的蔡澄在《鸡窗丛话》中说道：

“元时人刻书极难……前明书皆可私刻，刻工极廉……故刻稿者纷纷矣。”

可见，明代出版政策较元代宽松，上至官员下至百姓，只要经济许可，想刻书并非难事。

书坊只重利益，不顾是非黑白

从明末到清朝中期，江南的书坊业比其他地区发达，清乾隆时人朱象贤在《闻见偶录》中记载：

“专以鬻书以业者谓之书坊，江南、江西、浙江有之，他处则无。”

可知江南之出版业，与当时当地造纸业、制墨业的发达息息相关，实有地利之便。换句话说，充足的纸墨，为书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。

然而，书坊以营利为最终目的，他们只重利益，并不顾是非错谬。

由于科举是明代重要的取士制度，随着科举考试人数日渐增加，应考之士子为求中举，需要特别对考试科目下功夫，因此，书坊中只要和科举沾上边的书，皆可以卖钱。

如《四书五经大全》以及程文、墨卷等，均成为当时的热门书籍。为了满足广大考生的需求，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，除了多方邀请名人为其撰稿外，也聘请了许多在考场失利、没有名气的文人。

这些落第士子为了生活，为书商撰写、评点或校勘书籍，投身于出版科举用书，书坊主人往往冠以“名士”、“缙绅先生”等名号，以利于书籍销售。

可见，通过出版行业的运作，士子即使无心科举或考场失利，照样也能名利双收。

“盗版”的私人印刷，可以使人声名大噪

明清之际江南以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等城市为中心的出版业盛行，而且多为世代相传的家族经营，当时的士人对出版一事，是十分看重的。

如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八回中的王玉辉，即编纂了《礼书》、《字书》、《乡约书》，而且有意到南京去寻求发行。

又如第十七回中的赵爷与黄公，两人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但境遇却不同：一个是子孙满堂的布衣，一个是进士出身、当了知县却孤身一人。

二人究竟哪一个好？众人争论不已，最后有人说道：

“赵爷虽不曾中进士，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……只怕比进士享名多著哩！”

众人对此言均十分赞同，这也显示出只要搭上书籍出版的“高速列车”，即可成为媒体宠儿，而声名大噪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也提到了蘧公孙无意中获得王惠之枕箱，内有《高青邱集诗话》，这书本来藏之大内，天下并无第二本。

蘧公孙得知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，就将它缮写成帙，并添上自己名字刊刻刷印了几百部，分送亲戚朋友。而蘧公孙也因刊行《高青邱集诗话》，声名大噪，成为浙西各郡众人仰慕的少年名士。

具有时代特色的职业——“八股选家”

《儒林外史》中，以选文为业的马二先生，是个科场失利的“八股选家”。

他虽然在预备乡试中考过六七个“案首”，但在乡试中，却是屡次落第，未能荣登金榜。结果，他为了生计成了“八股选家”。

当蘧公孙曾看过马二先生评选的《历科墨卷持运》，要求他将自己列为同选，结果马二先生一口回绝：

“站封面，亦非容易之事……只是你我两个，只可独站，不可合站……这事不过是名利二者。”

他拒绝蘧公孙的要求，全是站在名、利二字考量。因为编写出版科举参考书，在科举高挂的时代，是既能出名又有利可图的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回中的匡超人，向别人吹嘘说自己文名在外，对自己所选的科举参考用书沾沾自喜，他说：

“我的文名也够了……我选的文章，每一回出，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。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北直的客人，都争着买……此五省读书的人，家家隆重的是小弟。”

姑且不论其吹嘘有几分真，但书坊与“八股选家”会一再刊印这些考试用书，显示出那些应试考生的需求，是多么庞大市场！

大多数读书人，为了快速敲开仕途之门，争相阅读参考用书。匡超人夸言每一回出书，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，可想而知，利润一定也不少！

结语

在明代，伴随科举而产生的出版业蓬勃发展，只要作品被刊刻刷印成书，或者名字被列在其上，出版品畅销，即可获取名声，却不论是否取得功名。

因此，一些在科举中落第的投机分子，一方面为了生计，另一方面为了快速成名，有文采的，就出版诗文集；笃信八股的，就印刷程文墨卷。这些“带货达人”，促使当时的出版风气大盛。